韦里亚当地的一个村民。”
“那人在哪儿？”
“看上去，就是东边海港那边一个很普通的渔人，在那个地方，像他这样的人很多，我可以告诉你他长什么样子。”
我道了一声谢，然后求她帮我打国际电话。刚开始她还有点犹豫，将我从上到下重新打量了一遍，应当是在怀疑我是不是国外派来的奸细，我看这样子不妥，干脆告诉她，事成之后我给她一千美金，她三思之后，这才答应了。
国际电话撑死十块钱一分钟，不能再多了。和我做这份生意，她不亏。
就这样，我联系到了邱鸿才，让他去找王梓玉，想办法过来一趟，具体位置，我给他发了。
对面迟迟没有消息，我只能在医院里躺着，这种状态持续了三天。
期间，警察又来找过我，这次来的人比上次多了两个，下面停着两辆警车，他们是来带我走的。
我和他们耗了将近两个小时，告诉他们，我的朋友过几天就会来接我，他们在阿根廷北部离这里有些远，他们依旧坚持带我走，几乎就要对我采取强制措施了，最后还是一旁照顾我的小护士求了情。
我实在是心急如焚。
第二天清晨，病房来了一个人，亚洲面孔，是那个护士带他来的，他们用阿根廷语交流了一会儿，护士向他交代了什么，随后下楼了。
向我说明来意后，我顺利的办了出院手续。
我们住在当地的一个小酒店里，就在我之前住院的医院斜对面。他给了我一个挎包，里面有三万美元现金，是王梓玉给我的，他嘱咐我省着点花。
在这名伙计的运作下，一切进展得非常顺利，我办了签证，买了回国的机票，就在后天。我们住在当地的一个小酒店里，地点就在我之前住院的医院斜对面，算是熟悉。
我静养了一晚上，第二天睡了个懒觉，先去了医院，将答应那对母女的钱给了人家，他们帮了我很大的忙，这点钱，可以说根本不算什么。
她欣喜若狂，一直让那小女孩儿谢谢我，我压根就听不懂。
临走前，她给了我联系方式，还有她的家庭住址，以及如何去找我想找的人。
其实，这些事情，我真的很反感。